（一）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也是对中华法系中礼法结合、德主刑辅治理思想的升华和发展。

[1]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超出各国监管预期，因此尚未与各国法律中对个人信息处理者、数据处理者与算法服务提供者的相关义务协调衔接。有关公共卫生、科技、教育的国家数据资源库，可成为公共训练数据池的重要来源，实现数据汇聚利用的价值。

先是近年来技术中立原则被立法和判例屡次否认，服务提供者和内容生产者的角色界限已经不再明晰。[6]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内容逐渐丰富的过程，也是平台逐步在数字社会生产中组织更多社会资源、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增强对生产要素控制力的过程。在专业模型层和服务应用层的监管面临的直接问题，是如何认定专业模型提供者和服务应用提供者的责任。[13]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分层业态中，基础模型是底层核心技术，也是人工智能研发工程化的重大创新。生成式人工智能需要法律应对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深层次地推动了数字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变革。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功能远不限于内容生成而已经成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开发昂贵的基础模型不同，产品模型是在基础模型基础上进行专业领域知识与专业数据的优化训练。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治理事务的日益庞杂和精细化，议会立法已不能对复杂的社会关系进行精确调控，行政机关事实上通过制定大量的行政规章和规则来实现社会治理。

本文正是从现代法治理论的学理出发，基于对全球视野和中国经验的把握，来探讨关于中国法治道路和法治模式的理论表述。特别是在英美普通法传统中，法官更是在法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以至于美国法学家德沃金主张：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2.全球法治模式的发展：从旧法治到新法治要理解中国法治未来的发展模式，必须区分现代法治发展所形成的三种不同模式：其一，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主导的立法法治国，即由立法机构主导开展法典化的德法模式。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先锋队政党，负有领导国家、治理社会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责任。

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政党类似于公司，仅仅承担选举任务，一旦选举结束，政党就进入到国家机器中，尤其是利用行政规章和公共政策来治理国家，从而形成行政法治国。[5]让人的行为服从于一个规则，这是一项事业，不可能一劳永逸，正所谓法治永远在路上，永远需要人为的努力。

正是依赖这种法律多元主义体系，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造，推动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无疑可以看作是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方案。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启蒙思想理念的法律多元主义，法律不是对理念形式的完美模仿，而是来自群众的经验。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78-134。

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期的法治走的是群众路线，最典型的就是众所周知的马锡五审判方式① ，不强调法庭中心主义，而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进行调解或审判。在中国政治法律传统中，前者往往是指法。进入 强世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华法系专题讨论 中华法系 。这一传统源于强调政治原则高于法律，法律服务于政治目标，服务于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截至2018年，我们国家已经有法律269部，行政法规680部，地方性法规8000余部。①关于秋菊的困惑引发的争论，参见:苏力.《秋菊打官司》案、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J].法学研究[J].1996（3）;强世功.批判法律理论的谱系—以《秋菊打官司》引发的法学思考为例[J].中外法学,2019（2）。

[4]国家制定的法律仅仅是纸面上的法，如何让这些纸面上的法变成行动/诉讼中的法才是法治的关键。前者从广义上指所有指导人类共同生活、为人的行为提供遵从的依据，从而提供稳定行为预期的形形色色的法则。

如果以多元主义法治和一元主义法治的分野去理解中国法治，会发现中国法治道路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钟摆现象。这就意味着法治的真实含义乃是基于法律多元主义（legal pluralism）的立场，强调习惯法、国家法、党规党法、道德伦理、自然法等等这种多元主义的法律理念共同推进的治理。2.法治：普适的还是地方性的国家法一元主义的法治观尽管有中国古典法家的思想渊源，但实际上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其中有相当强的启蒙主义的要素。[1]法不是自上而下对理念的模仿，而是从社会生活中自下而上生长出来的，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实际上出发，发展出一套包含政治信念、路线、方针、政策、纪律、规章、法令、习惯等多元主义的法律规范。在此之前，欧洲中世纪也是秉持一种多元主义法治观，基督教的永恒法、理性自然法、君主的律法、封建习惯法以及商法等共同构成法治的基础。

古典时代就是在儒家精英集团主导下形成了礼法传统，现代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了政法传统。事实上，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将党规党法体系纳入国家法治体系中，就是秉持一种多元主义的法治观。

然而，如果从多元主义的法治观来看，党的政策在中国无疑具有规范正当性，政策所发挥的效力比国家法律还要大，当然属于国家法治体系的一部分。强调法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这尤其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将党规党法纳入国家法治体系，从法理上解决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党的领导不仅具有宪法上的依据，更具有党章所统帅的党规党法上的依据。行政机关不仅仅是一个执行机构，更变成了立法机关，拥有实质上的决策权、立法权，行政法治国由此成为20世纪以来国家现代化建设中普遍采取的法治模式。

同时，片面强调国家法一元论导致法院成为唯一的纠纷解决中心，各种社会规范纷纷涌入法院，法院不堪承其重，反而损害了司法的权威，并进一步将社会纠纷解决的治理问题转化为政治体制问题，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关系。[8]3.政党法治国：法治的中国方案面对18世纪旧法治和20世纪 新法治的分野，中国法治模式的建构必须面对一个根本问题：我们是建设一个三权分立的旧法治，还是基于政党政治和行政官僚及公共政策主导的新法治？严格来讲，清末法治改革以来，包括国民党政权在内，试图追求的法治都是18世纪的旧法治，即立法主导制定法律，在三权分立或五权分立的机制下实现社会治理。因此，人治和法治从来不是矛盾的。强调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并按照法律理性化和程序化的内在逻辑来合理配置司法权，无疑是对西方现代法治传统的积极吸收。

而这些核心价值贯穿于儒家的礼制体系和法家的法律体系中，从而形成了德主刑辅、礼法互补、道德与法律相互交织、成文法与判例法并重的中华法系传统。正是从这种理念论的角度出发，人类社会的法应当是对于普遍理念的模仿，严格依循理念建构出来的法应该都是一模一样的。

党和国家关系是什么？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是什么？党章和宪法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重大理论问题成为中国法治建设必须面对的难题。而中国的法治建设也在探索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政党法治国模式。

虽然中国法治理论吸收了西方法治理论的许多有益要素，但如何从理论上准确地概括中国法治的实践，从而讲述中国法治故事，形成一套符合中国法治实践并能指引法治发展方向的中国法治理论话语体系，始终是中国法学理论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因此，在中文语境中， 律指国家制定和颁布的律法，早期是律、令、格、式等形式并行，明清以后慢慢转变为律例体系。

从商周时代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时代，形成了中国文明所建构的天下大一统秩序，在经历佛教和异族统治的影响后，逐渐形成了儒释道互补的格局，共同奠定了古典中国文明秩序的核心价值。其一，在国家法一元论的背景下，法治仅仅强调国家宪法的权威，由此就产生将全国人大看做是橡皮图章的错误论调，并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对立起来，甚至提出党大还是法大这个伪命题。全国人大的橡皮图章问题也迎刃而解，因为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依然要在党的领导下运行，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由此党的领导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法治这个概念的英文翻译应当是the rule of laws,是多种法律的共同治理，而不能仅仅依赖国家法。

在此基础上，中央进一步作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决定① ，重新将政治上的理想信念、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道德伦理置于法律之上，法律成为执行政治任务和道德要求的社会治理工具。①关于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法治路线探讨，请参见强世功在《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中国法律的新传统》一文中的讨论。

从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始终以党和国家的政策为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授权立法的模式，制定了大量的行政规章，以至于在国家法律体系中，行政规章的数量大大超过国家立法的数量。其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发挥着核心领导的作用，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就是党的领导。

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在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引导下，中国开始大规模学习和借鉴西方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中国的法律体系和法律秩序必须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进行接轨，帮助中国市场经济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三、未来道路：重建中华法系，探索法治模式1.中国法治道路：融合三大传统，重建中华法系当代中国法治在复杂的历史演变中，经历了复杂的嬗变过程，构成了三种法治传统耦合的复杂体系。